“美国正在走下坡路吗?而中国在走上坡路吗?我并不清楚。”3月30日，在清华大学的报告厅里，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者之一的89岁高龄詹姆斯· 沃森如是说：“但是在表面上来看，我们确实走在下坡路上，因为我们在抗拒真相。拒绝真相是危险的。”

　　这次他第四次中国行的第三天，他也将在中国迎来90岁生日。在清华大学教授、中科院院士施一公的主持下，沃森做了名为“双螺旋：科学、文化和人生”的主题发言，并和现场的师生互动。

　　杨振宁向沃森提了两个直率的问题

　　同为20世纪科学大师的物理学家杨振宁携妻子翁帆来到现场。杨振宁不仅为沃森致辞，还向沃森直率地发问。

　　沃森一战成名的是在1953年，他和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·克里克(Francis Crick)发表了关于DNA双螺旋结构的论文。仅仅是1000余字的一页报告，迎来生物学的历史性节点。

　　杨振宁向沃森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：“1953年，你和克里克发表了著名的论文，描绘了DNA双螺旋结构。双螺旋结构解释了基因遗传的机制。但是在文中你却没有明确地这么说，这是因为你当时并没有完全确信吗?”

　　时隔60多年，沃森回答说，不是的，他“从来没有怀疑过”。

　　杨振宁致辞。

　　“当我们发现DNA结构的时候，克里克那3个月都在不断地讲，讲到我都没法再听下去，因为他一直不断重复说我们做了多么重要的工作。然而在那个年代的英国，你不应该四处宣扬说自己做了什么了不起的发现。我不断地缩小这个成就的重要性以告诉克里克这一点。”沃森说：“从一方面来讲，克里克的话是对的，我们确实干成了一件大事，所以他想让大家都知道。”

　　杨振宁还提到了一个让沃森“不喜欢”的人。1968年，沃森写下自己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故事，将其取名为《双螺旋》并出版。出版后没多久，美国生物化学家埃尔文·查戈夫(Erwin Chargaff)就在《科学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“无情的评论”。

　　查戈夫为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做出了贡献，在1950年，他就发现DNA中的腺嘌呤和胸腺嘧啶的数量、胞嘧啶和鸟嘌呤的数量大致相同。但这起初没有为沃森和克里克所重视。

　　杨振宁问：“查戈夫写了一篇评论激烈地攻击你的书，你能评价一下他个人吗?”

　　沃森说：“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不喜欢他，所以也不在乎他的研究成果。这是人性中的缺陷，因为你讨厌一个人你就会讨厌他的研究成果。我当时预计到了这一点。”

　　父亲、书与朋友

　　在20多分钟的主题演讲中，沃森从书本讲起。他说，他的学术生涯第一个渊源就是书本，“我一直都很喜欢读书，成长的过程中，比起和男生在一起，我更喜欢跟书在一起。”

　　1928年，沃森出生在美国一个普通家庭。让他感到庆幸的是，他从小就想做一个成年人，而他和成人世界之间最主要的纽带是他那同样热爱书籍的父亲。

　　“我们家并没有什么钱，而父亲把积蓄都花在了买书上。因为家境贫困，我父亲从没有上过大学，因此我父亲并没有什么可以与之分享想法的人，除了我。”沃森回忆说。美国经济大萧条时，沃森家里仅剩的就是杂志。

　　朋友，沃森认为这对科研来说很重要。而他“就是喜欢聪明的人，我用尽全力避免无聊的人”。

　　“可能这听起来我并没有帮助到他人，可能我的事业就是关于帮助聪明的人，让他们能够把注意力放到重要的事情上。”沃森说。

　　弗朗西斯·克里克是沃森绕不开去的朋友。1951年，年仅23岁的沃森在英国卡文迪什实验室遇到了比他年长12岁的克里克。“弗朗西斯对我而言是一个巨大的、正面的影响，他对我就像对待弟弟一样。”沃森说。

　　对这对科学伙伴而言，成为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，是各取所长的结果。物理学家克里克和生物学家沃森，互相补给各自的科学背景和知识。

　　“现在，我很想念克里克，因为再也没有像他那么聪明的人和我对话了。”沃森说。

　　沃森做主题演讲。

　　席间，沃森还讲了他作为生物学家的感悟：“对生物学家来说，不平等并不来自于邪恶，而是生物上的区别。所以基因学一直都是很具争议性的。”

　　在沃森看来，以往，科学家会将“不好的基因所带来的的问题”告诉人们，尽管这并不是人们所想听到的，而现在，基因学家变得沉默。